早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我国就有专家和学者意识到未来中国老龄化面临的严峻挑战并着手研究养老住宅问题。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房价上涨、抢人大战、抚养比例失衡等民生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动了全社会对老人安养与代际共居等问题的普遍关注。本文关注的是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适老化共居环境设计问题，受传统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影响，居家养老正成为普遍现实。如何借助代际互助的优势（包括血缘代际和非血缘代际关系），解决居家养老中的微观矛盾（家庭间）和宏观矛盾（代际间），为中国老龄化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研究支持。

1 中国老龄化居住现状

中国现有的养老模式一般分为三种：其一，机构养老；其二，社区养老；其三，居家养老。其中居家养老是近年来普遍推崇的重要模式，而居家养老则势必面临代际共居问题。就如学者蔡驎说：“人口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动摇传统型代际连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1]

1.1 居家养老成为主流

截至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2.45亿人口，到2050年将超过4亿人口，中国将要进入深度的老龄化社会进而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伴随“9073”工程的推进并在中国各省市已逐步形成共识：未来养老人群的90%归居家养老人口，7%归社区养老人口，3%归养老机构养老人口（图1）。

同时，立法层面也对居家养老提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10月1日）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3]。”家庭养老为代际交换和代际互助提供条件和场所，其重要意义在于极大减轻政府在老年保障方面的负担，对保持家庭稳定和谐与健康发展十分必要[4]。

由此看出，国家和政府对城市养老中家庭成员关系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和观念层面均将城市养老问题重新聚焦于居家养老，而居家养老的质量关键取决于以子代、孙代为共生的代际互助关系的基础是否牢固。

1.2 养老机构的规范化和增大基础投入

“银色海啸”对养老服务业提出严峻挑战，养老机构开始大量介入养老产业。近几年诸多养老机构频发卷款倒闭等暴雷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养老制度设计不健全和养老产业的初级状态使得某些养老机构变为诈骗老人养老金和圈钱的途径。规范老龄产业市场运营和加强法制监管，维护老年人的安养权益是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维稳的根基。

增加养老机构资金投入。针对老龄人的身体状况、性别年龄、家庭结构等差异合理分类，大力增加民间养老机构数量，加大基础养老设施的投入，以应对我国短时间内猛增的高量老龄人口。

1.3 CCRC的优化及“去机构化”

CCRC（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itnities），是独立型社区，专为老年人提供小面积的、无须自己进行维护的住宅。开发者们一直是设计和建造住宅社区，尽管受到社区周边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最终产品并不总能反映出社区的美观和多样化。他们不了解大众真实的想法即绝大多数人并不想搬到相对隔离的老年公寓里[5]。正是因为老人们对原有邻里关系和子代情感的不舍以及对CCRC的顾虑，使得居家养老成为拥有健康身体，经济独立条件老人们的大多数选择。

随着养老市场的逐步规范和养老观念的转变，各地养老公寓、康养机构、旅居养老公寓等蓬勃兴起，其中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上海亲和源，江苏九如城都是颇具特色的养老机构；这些养老公寓注重老龄代际共居共融空间的设计配比；如在户外景观空间加设老代与孙代共乐的游乐空间和幼儿园；在室内客房的设计中考虑加大套间空间比例，考虑子代或孙代可留宿陪伴和照看。注重基于老年人行为心理规律做精细化的配套空间设计研究：如出于老年人身体机能和年龄考虑，其活动距离与年龄段呈衰减规律，通常养老社区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应适当，以老年人步行可达地方为主。故居家养老可借鉴商业养老公寓的代际共居理念，医疗设备和专业护理等设置，提升居家养老的品质。同时，随着CCRC的转型优化和老年公寓“去机构化”的多元化、差异化的提升，养老市场会推出更多适老化的住宅类型。

■图1 9073政策下的三种养老模式

2 代际互助的共居策略的提出

代际互助是基于代际共居环境下的一种社会联系，其指不同年龄阶段个人或群体间的人为联系，其强调家庭成员或社会代际群体间的互动与连结，并包含了行为与情感两方面内容[7]。欧盟于2000年起，设立“代际互助日”，鼓励欧盟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多代互助，从而更好适应国家老龄化趋势。在居家养老方式下，孙代、子代、老代三代共居情况非常普遍，这类人群面临的老人看护医疗问题、经济供养问题，孙代的教育观念差异问题等代际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如何借助代际互助的优势（包括血缘代际和非血缘代际关系），解决居家养老中的微观矛盾（家庭间）和宏观矛盾（代际间），可从如下三种方式进行探讨。

2.1 宏观层面：规划的考量及相应配套的经济支持

湖南整体特点：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失较高、抚养比较大，有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养老配套不足的现状。现有研究中对长沙这类中型省会城市未过千万人口的养老问题研究较少。故笔者提出将代际互助纳入政府宏观规划，可补充长沙顶层养老设计的多元化体系策略，对稳定劳动人口、促进社会和谐、延续传统孝文化和节省养老经济成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截至2020年，全省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0644个，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1586个，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2529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6529个。全省共有养老床位29.1万张。养老床位是衡量养老服务设施的主要指标之一，据统计我国，全国每千名老人拥有32张床位；湖南省共有各类养老床位是29.1万张，每千名老人只有床位25张；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7个床位。与国际标准每百名老人应有5张床位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国际标准每千名老人应有50张床位，而湖南省只有25张相差一半的床位数。

2.2 制度层面：可执行可落地的制度引入

2.2.1“时间银行”的本土化推行

时间银行，又名“时间储蓄”，其概念由日本的旭子水岛首创于1973年，后美国人卡恩于1980年正式完善提出且推广到全球范围，发展至今全世界已至少有1000家。时间银行是一种帮助志愿者将志愿服务时间存入个人账户，在需要时取出换取他人服务的组织架构。

在实践操作中我国将时间银行模式本土化，以“时间币”即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记录和存储以便志愿者未来兑换等价服务和回报[8]。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一些城市社区已经开始试点“时间银行”的制度引入和本土化融入。1998年由上海市虹口区创办中国首家“劳务银行”，意在通过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建立老年不同代际间的帮扶体系。同年底，山西省太原市也成立了旨在促进为老服务的时间银行。1999年，广州、北京和杭州都有小区分别建立了时间银行机构，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如结对子、给居民发放“时间银行储蓄卡”等。2000年后，哈尔滨、重庆、南京、香港和台湾等城市纷纷推出本土化的创新制度[9]；2011年，长沙星沙街道望仙桥小区的时间银行成立，吸引了一定量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参与，带来良好的社会反响。

时间银行是基于老龄化社会问题，提出将志愿服务和养老模式相结合的一种创新模式，既为社会老龄化人群提供助老服务，又达到缓解老年照料压力的目标。将时间银行本土化融入推行，需结合相应的城市经济政策、保障制度和养老文化观念等，需进一步嵌入考证才能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

2.2.2 将养老公益服务纳入社会共同价值体

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将爱老公益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象征着一个国家社会真正迈入幸福、和谐、文明和繁荣的标志。

代际间平等互助互爱，彼此尊重的价值共同体的重塑，能使得代际价值在代际间被认可和顺利流转，同时既为年轻代提供参与社会的机会，也为老年人输出定量的社区公益服务，满足老年人日常基本生活的需求，增进代际间的和谐、温情。国外一些国家注重将公益活动纳入社会的考评体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于2016年发布了一篇《扭转潮流：通过大学招生鼓励关心他人和公益》的报告，明确美国名校在未来招生中对于录取学生条件侧重点的转向：将关心他人和公益作为大学申请中重要的衡量指标—社区服务。

2.2.3 产品层：多代际共居屋精细化设计

2000年源于德国的多代屋因6年后得到德国政府介入开始大力推行，“多代屋”项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资金支持，其建立意在为不同代际居民创造交流契机，鼓励彼此互助的公共活动空间。代际合居是“以老年人为年轻人提供住宿来换取其生活帮助与情感慰藉”的一种居住模式[10]。

多代共屋的精细化设计是基于代际共居互助视角，充分考虑在住宅（物质）环境中的材料、设备、收纳空间、颜色和设计风格等方面的适老化设计兼顾子代和孙代的阶段性共居型的双向设计，例如目前居家空间的家具设计研究很少注意到除老年人之外的空间中的其他使用者，例如子女，孩童等[11]；同时考虑老代住宅（精神）环境不同年龄段、性别、喜好和文化背景做考证设计。

当下，长沙正兴起第三次城市化改造，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建多层楼梯住宅已渐被高层或超高层电梯房取代，总体发展趋势：绿化容积提高，精装房比重提升，住宅向集成化、工业化转型，注重生态化配套设计。2019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指出长沙住宅小区需“标配”（新建小区按100户30平方米，已建成小区按每100户20平方米）养老服务用房。曾峰论述长沙房地产发展问题之一：住宅开发类型的单一化，将导致房地产行业多样性的发展的滞后和缓慢。就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城市综合体、养老、旅游等复合地产类型，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佳载体[12]。

长沙应拟建精细化共屋商品住宅补充复合地产类型空白。多代共居屋的精细化设计概念的植入及产品的市场投放，成为省会级商品住宅类型的多元化发展途径和有益补充，也是针对中国城市的住宅转型解决适老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

■图2 研究路径图

■图3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库

3 策略分析——以长沙为样本的代际互助的优势和作用

本文以湖南长沙为样本研究，截至2017年底，长沙市常住人口791.81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8.13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17.4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5.76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12.09%。城市化稳步推进，房价不断增高，二孩政策放开，高龄低龄人口占比双升。探讨了中南地区省会城市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全国城市代际共居互助问题提供理论研究的借鉴（图2）。

3.1 人才稳固的控房价策略

随着中国进入信息工业时代，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由于省会城市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和政策倾斜等优势，使其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湖南长沙地处长江中游，连接南北，贯通东西，2019GDP排名位居全国第十五。其作为长江中游城市协同发展群的中型省会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如下图3所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占比的持续下降表明：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60岁以上年龄人口占比为17.9%），该省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逐渐减弱，持续增大社保支出压力，总抚养系数较低的人口红利难以持续。在将来，人口老龄化会对湖南社会发展将产生越来越显著的深层次影响。

一方面来看：长沙选择控制房价的方法，以期吸引人才、吸引产业，成为全国低房价的一股清流。在此理念下能增加代际互助住宅的设计投入能进一步吸引人才，锁定人才，为城市核心力的构建和后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另一方面来看，抢人大战的落点集中表现为人才稳固策略的实施和稳步推进。人才稳固从上下游的两个层面剖析来说：上游为父母养老问题，下游为抚育子代问题，如何集中解决这两个问题成为人才稳固的关键所在。而以代际共居为理念的代际住宅，围绕这两个层面集中解决人才发展的后顾之忧。以“抢人大战”为核心的省会城市发展战略方针突出表现在城市建造者独具匠心的城市规划策略和住宅市场产品的多元化。

3.2 成功老化的价值再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相关的构想与战略，这对我国养老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均提出新的要求：既要在数量上实现服务的全覆盖，即“应保尽保，老有所养”，也要在质量层面实现养老服务的高标准，达到“老有所为，成功老化”的目标。总而言之，成功老化是对养老服务供给提出的更大追求与更高要求[13]。

穆光宗提出“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点是维系住老年人个体和外部世界建设性的平衡关系或者说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老年人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用”进而到“老有所成”，与此同时使整个社会在生产性老龄化的推动下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以及人口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发展[14]。

老年人也需要成长，社会更需要红利。老年人群积累了大量的技能、智慧和丰富经验，为极力发展老龄产业和事业，既需兼顾为老年人价值实现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同时也要确保老年人养护照料问题的妥善解决。基于优势化视角下的成功老化为代际共居提供了理论依据。成功老化的价值再造充分激发老年人的发展期和活跃期，实现了家庭代际文化的延续（图4）。

3.3 精神及情感的需求跃迁

从历史追溯最早的适老化民居为四合院，是封建社会形制下，中国传统官宦大家族和谐共生居住模式的代际关系反映。四合院住宅模式满足中国传统大家族人口合居，长幼有序，爱老尊老，代际帮扶的共生共融的礼制观念和生产目标的需求。现阶段城市住宅的多层、高层形制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传统的血缘宗亲关系的代际关系，带来了人情冷漠，邻里缺失等问题。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剧，大型城市的住宅容纳量，户型结构和住房制度，城市人口的超老化数量激增，原有邻里关系的瓦解进一步催生代际共居型住宅的出现。

从北京和上海关于养老生活方式意愿抽样调查表明，被抽查的老年人中，有90%喜欢选择居家养老。从城市调查居住意愿数据来看，城市中老年人愿意和子代居住在一起比例占总体58.3%[15]，其中患病、丧偶和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更愿意同孩子居住在一起，反映了老年人想要和子代共居的意愿。

从城市转型来看，纵观全国适老化建筑发展到了从物质层级向精神需求跃迁的阶段。首先，以长沙为代表的湖湘适老化住宅模式却起步较晚；其次，湖湘精神中“敢为人先”的城市文化特质有滞后。再者，湖南老年负担系数逐年提高。老年负担系数由2000年的10.6%提高到2020年的19.7%，提高9.1个百分点。结合上述湖南老龄化特征，应该加快湖南城市适老化转型的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跃迁（图5）。

穆光宗把老龄人需求分为生活照料、经济供养和精神慰藉。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老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将超过经济供养问题。“老有自宅”是实现生活照料和经济供养的物质根本，而精神慰藉不仅作为最高层级的需求决定了老年生活质量的幸福感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从而达到“老有所为”的成功老化目标，从长久稳定性来说可促进代际家庭融洽、社会和谐以及减少社会经济养老支出成本。

■图4 西班牙格拉纳达代际中心

■图5 长沙保利和悦会健康颐养老年中心各空间

■图6 长沙“乐居”社区老年公寓建筑设计

■图7 长沙“乐居”社区老年公寓设计分析

4 基于代际互助的共居环境设计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建立以社区为依托、居家为基础、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实现老年人更舒适、健康地“在宅养老”“在地养老”是当前养老事业的重要目标[6]。

4.1 留住人才促进养老产业优化升级

长沙老龄人口高于国内平均值一个百分点，处于追赶人口千万一线城市的高速发展转型期。据不完全统计，长沙高校每年有近20万毕业生，若本地的优秀毕业生愿意在本地就业，将很大程度改善长沙人口结构，稳定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从而推进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和升级[13]。同时，以老年人优势视角为出发点，实现费孝通所论述的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中关于赡养模式的“反馈模式”，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提升老年人晚年幸福指数。

4.2 代际共居实现省会城市稳定发展的软着陆策略之一

城市发展问题的根本是人的问题，老年人所处的积极养老阶段既漫长又颇具价值，城市发展的后阶段需在多元化的特色框架视野下，关注代际群体之间的相互帮扶，为社区居民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精神的慰藉；社区成员之间的兴趣分享、志愿公益等集体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支持性的生活环境；其共享策略亦为居民降低生活成本提供了有效途径[10]。

4.3 代际共居模式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的根源焦虑问题

课题组团队早在3年前就尝试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代际互助概念的老年人公寓和配套景观设计（图6-图7），提出从代际共居共融解决城市深度适老化的构想。若长沙营建更多的城市社区托老所、代际住宅，升级养老住宅的配套设施，精细化养老住宅设计；合理规划近邻型。近居型等代际共居类型建筑，并借鉴发达国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的优秀案例，譬如英国的代际共享老年住宅，德国的代际屋，日本的百年住宅，新加坡组屋设计均是基于代际互助的理念所构建的住宅。

5 结语

深度老龄化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老人安养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普遍关注的社会道德窗口。居家养老问题关系到每个家庭和个人，也是每个老年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基于代际共居优势视角下老人的幸福晚年生活既符合中国人传统又是孝文化的传承再现，更是成功老化的情感先决条件。通过深入研究代际互助机制，对地方人才问题、产业升级等经济问题也有良好间接影响，更能有效缓解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危机，彰显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