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往往是创新创业的沃土，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不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成功创业案例均是源自高校［1］。相对而言，我国起步构建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时间较晚，但伴随其他促进高校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配套政策持续发力，很快各大高校纷纷部署打造“政、产、学、研、用”多主体协同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期实现培养高质量创新创业人才的教育使命和培育创新型经济的社会服务目标［2］。然而，从目前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多行动主体的联结关系、组织机构变革的震荡效应、系统资源的动态更新等，带来了主体协同育人难度大、合作过程管控难度大、资源调配难度大等诸多方面的治理挑战［3］。怎样形成一套具有融贯性、衔接性的多主体参与治理体系，决定了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能否实现可持续价值共创。有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我国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现况，从组织生态视域探究治理主体、治理要素及治理机制等问题。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

赵笑雨等［4］认为对我国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认知，首先应理解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概念及其内涵，并以整体视角看待创业教育系统，最后结合环境因素进行系统性审视。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一词，其原初定义是培养学生从事商业活动的综合能力的人才培养，使学生从单纯的求职者变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5］。在西方语境，创业教育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并凸显商业价值的创造。然而，基于“知行合一”哲学理念的向导和国内高校对人才素质培养的定位，我国教育界大体认为创业行为足以覆盖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而这些领域创意理念及商业价值的开发创造均离不开创新的元素［6］。即是说，结合本国的语境，我国教育界习惯将从国外舶来的创业教育称为“创新创业教育”。更进一步，考虑到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在服务面向上凸显鲜明的社会属性，内部人才培养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还形成具有能量流动、信息互置、价值共创、物质循环功能的互动关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被视为具备社会生态系统特征的有机整体［7］。

具体地，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区分，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般拥有如下几个特性：一是，系统情境意义建构性。从宏观角度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总是嵌在复杂、动态情境，浸没于创业氛围、政策供给、创新集群、校企关系等高校内外部环境因素中，如高校特色创业理念（学术创业、师生共创等）和文化氛围、各级政府出台的创新创业政策制度、区域市场经济及产业布局情况等［8］。故此，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始终发生着洞察情境的持续性过程（即意义建构的过程），响应社会需要什么，判断可能如何满足，依托系统情境层的与时俱进，发挥系统的“新陈代谢”功能，促进系统的迭代发展。二是，组织机构生态性。从中观角度看，国内外高校大多配置成体系的组织机构，赋予相关机构不同职能以高效、科学地推进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正是得益于科学的组织架构、协同的配合制度和完善的组织管理者队伍，系统内外部资源要素和行动主体才能彼此依赖与相互作用［9］。三是，系统运转自我维持性。可以从两个纬度来理解：（1）资源能力累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内不同院系掌握着一些异质性资源要素和资源能力，这些要素和能力在流动过程相互关联或制约，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布态势，构成复杂系统可自适应的整体结构，进而在面对系统环境层变动或系统内部冲突时，高校可自发调动丰富的要素和能力来进行自我维持以复返稳定［10］。（2）行动主体竞合。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同质行动主体，一方面围绕共同利益或集体信念达成合作［11］，另一方面因追逐有限资源或新机会等而产生竞争［12］。事实上，从积极角度看待生态系统的共生性和竞争性，竞合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驱动系统自我发展的逻辑。

根据上述讨论，再结合被学界广泛应用在创业管理学分析的创业人才、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三要素创业过程模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本质上也是创业人才、创业机会和创业资源三要素的功能集成，创业人才可在学校场域内培育、成长，创业机会与资源则可通过参与教育活动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发现或创造。

1.2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困境

Maritz等［13］、Mckeon［14］指出，归根结底，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培育创新人才与释放创新潜力过程中诸多因素关联交织、利益相关者紧密互动的社会生态系统。相较于一般的生态系统，其本质既需要反映系统生态化，还要体现创新人才培育特质、经济活动特质［15］，所呈现出的系统情境意义建构性、组织机构生态性、系统运转自我维持性等特性，使得系统治理面临复杂挑战。较为突出地反映在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建构意义受到动态情境影响且仰赖于人的主观判断，使得创新创业系统内隐着不确定性。比如一些高校管理者在绩效导向的评价压力下，过度认知与理解各种社会情势，喜好“短平快”的方式催熟某一合宜时势的创新创业项目成果［16］，容易导致创新人才培育理念漂移、行动主体压力倍增等问题。又如大多高校缺乏创新创业战略管理需求的顶层设计，系统内行动主体倾向于“运动式”治理方式。以企业行动者为例，企业与高校孵化创新创业项目存在回报不确定性风险，加上高校未能在顶层设计上设置利益主张与价值主张，一些所谓校企共建共益的创新创业实训项目主要源于校企高层人员的私交关系而设立，因而双方真正投入的资本、精力等相对有限［17］，对项目运转采取“运动式”治理，陷入长效治理缺位的困境。

第二，组织机构的设置与调整趋于生态化，却也增加更多组织结构区隔。从校内组织机构来看，为适应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运转，我国高校重视引导学生处、团委学生会、教务处、科技处、人事处和校内各二级学院等参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通过构建专职岗位、临时工作小组等，推进组织机构的精细化设置和管理。但大部分高校组织机构设置遵循科层制逻辑，注重工具主义、行政导向和分块管理［18］。在推进创新创业活动的工作流程上，相关工作围绕多中心的职权体系而开展；在推进创新创业活动的工作旨归上，相关行动主体以完成自己上一层级领导发布的工作任务为目标。理论上而言，这种组织机构设置至少存在两项治理难题：首先，各部门、各院系的行动者因未获得领导许可或缺乏业务衔接等，在组织生态链条上产生区隔，增大创新创业知识的协同创造难度、创新扩散难度［19］；其次，难以提供有利条件刺激行动者启动激情、信念和共同愿景等来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较难推动相关行动者达成创造性合作［20］。

第三，系统运转过程中存在创新资源生态位的叠合，如何对生态链条上创新资源生态位进行竞争“矫正”，成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一项挑战。所谓生态位，是指特定时空条件下系统内的生物单元占据的位置、能量，以及生物单元适应系统环境的角色担当、生存策略。有研究指出，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容易发生实践资源生态位竞争、学科资源生态位竞争、教育师资生态位竞争等［21］，陷入组织机构协同失效、平台协同失效等多重之困。换言之，资源互动问题、利益协调问题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焦点。

综上，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体现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推动情境、组织等元素嵌入人才培育与创新价值创造过程的有效结构，然而这些基本特性也造就了一系列的治理挑战。故此，需要基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基本特性以及主要存在的治理困境，探索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体系，以期让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可以成为真正的可持续价值共创系统（见图1）。

图1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困境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关注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构建，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谁是治理主体、哪些是主要治理要素、哪些是重要治理机制等。为了推进研究问题聚敛及增进研究结论坚实程度，以组织治理作为切入视点，使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现象进行阐释，主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应当放置在组织关系和行动逻辑中加以讨论；同时，发挥单案例研究方法较为强大的探索功能、较为详尽的描述功能，通过目的性案例遴选和全面性质性数据收集，为回答研究问题提供支撑和保障。

2.1 研究视角与方法

2.1.1 组织生态学理论与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逻辑关联

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是以组织种群、生态学等为基础的科学，主要阐释了组织发展、组织间关系、组织与环境间关系。该理论认为组织是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共同影响下的产物［22］，并在生态位宽度、生态环境适应度之间取得平衡［23］，组织要素产生各类适应性反应和演化能力，最终塑造生态系统的自洽性、共生性、溢出性［24］。该理论提供了层级鲜明的研究分析单元，即组织个体组合为组织种群、组织种群形成了组织群落、组织群落构成了组织生态系统，也指出组织生态与环境的关系特征，即组织生态对制度环境、技术环境有双重依赖。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可以将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视为一个耦合的组织网络体系，更具体而言，即是一系列利益相关的组织及其关联要素、关联驱动力、生态位等的有机整体。但由于大部分高校仅针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创新知识要素、平台要素等开展松散的碎片化治理，忽视了以组织作为治理载体，缺乏以组织层次为抓手对系统进行整体性把握，未能构建具有系统思维基因的治理体系，从而容易引致重复治理或形成治理盲区，最终挫损治理合力。因此，组织生态学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鉴，通过组织生态视角探索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层次及治理机制，对于实现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根据Baum等［25］和段杰［26］的研究，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分析单位如表1 所示。

表1 组织生态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分析单位及其简要内涵

2.1.2 单案例研究方法的适切性分析

相较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等研究，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属于一个教育场域下创新生态治理和教育生态治理的新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尚显薄弱，适合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一方面，根据Yin［27］的观点，通过案例研究法可以有效回应如何构建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这类“How”型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具有启发性的案例进行单案例解析，可以对现象及其背后的过程机制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28］。

2.2 案例选择与介绍

本研究以G 大学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为例。G 大学（以下简称“学校”）是一所具有工科特色优势、产业融合基础的高校，以鲜明、浓郁的校园创新氛围而著称。学校重视校院协同的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组织、校内外高层次师资队伍、体验式课程实践体系、港澳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基地）、政企合作制度、创业文化建设制度等要素，以及高校和地方、产业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长效治理的丰富经验，确保了依托可持续价值共创系统，为祖国经济社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而输送创新型人才。学校是广东省高校中最早同时拥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园等国家层面创新创业荣誉称号的高校，创新创业已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名片”。可见，选取G 大学作为个案，基本符合启发性和代表性的要求。

2.3 资料收集与整理

本研究质性数据的搜集时间和渠道是：（1）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以下简称“研究团队”）分别在2020 年1 至7 月、2022 年3 月对G 大学走访调研，针对学校负责校政企创新合作、创新创业竞赛的5名主要管理者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与17 名二级学院的一线教师、就业创业工作指导老师开展两轮小组座谈，访谈提纲主要涉及生态组织构成、生态资源配置治理、系统环境治理、创新人才培育成效及难题等。（2）研究团队在2021 年1 至3 月、2022 年4月进行两轮补充调查，进一步获取翔实的二手资料。二手资料包括直接从G 大学获得内部文件、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记录、创新创业相关主题教职工征文材料等；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文汇报》《澳门日报》等媒体渠道获得涉及G 大学构建与治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报道、评论性资料；检索中国知网CSSCI 数据库中与G 大学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相关文献，经过人工阅读和筛选，获取49 篇研究资料，同样作为本研究证据来源，更好地形成案例资料的三角验证，提高研究的解释力与准确度。

经过研究团队的严谨筛查，最终与本研究话题关联度较高的案例资料逾8.7 万字，其中访谈资料将近2.7 万字。对案例资料的质性数据进行归纳式编码，通过交叉编码、反复比对与研讨，以及期间为了进一步印证访谈内容、了解相关文件释义，由笔者分别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联系受访者，把获得的信息作为辅助资料，补充已有的研究资料，不断精练、确证本研究发现。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构建治理体系的主导主体分析

高校是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类团体组成的社会，高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是高校管理场域最为关键的行动主体和权利持有者，基本构成了“学校管理权-教师教学权-学生学习权”的权利框架［29］，特别是高校管理者具有把控、权衡教育活动与宏观规制、社会经济嵌入程度的权能，自然地也成为主导各类管理决策的核心主体。在高校场域中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行为，本质上属于内部管理活动，因而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主导主体一般是高校管理者。从G 大学构建治理体系的案例看，学校管理者善于发挥评价“指挥棒”及其风向标作用，制定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方案、竞赛加分激励措施、教师业绩成果认定办法等，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提供根源性制度支撑，同样确证了这一点。

3.2 基于质性数据编码的要素与机制分析

组织生态系统指的是组织群落及其所处环境不断进行资源与能量互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30］。根据编码结果显示（见表2），G 大学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包括如下组织层次及要素：高校内部主要组织种群（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机构、教学组织、学生机构与社团）和高校外部主要组织种群（政府、行业协会/联盟、新型研发机构、其他院校、商业化组织、媒体）构成的组织群落；技术环境要素（专家、知识、校友、平台、资金、技术、文化）和制度环境要素（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社会规范）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要素。不同组织间、不同组织与生态系统环境间存在共栖型和融合型组织种群关系，一般情况下，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应当构建契约机制、考核机制、错位发展机制、利益关联机制、情感传递机制等治理机制。

表2 G 大学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构建要素与机制的编码结果

表2 （续）

3.2.1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组织层次

组织生态学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体系是以组织（组织要素、组织内外部关系等）治理为核心。以G 大学为例展开分析发现，高校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首先应厘清学校内部主要组织种群及其共栖型关系、学校外部主要组织种群及其融合型关系。

第一，学校内部主要组织种群及其共栖型关系。G 大学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机构作为重要的学校内部组织种群，统领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的战略部署工作。教学组织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校内部组织种群，负责制定、执行具体的创新创业工作。学生机构与社团方面，G 大学成立有学生创业俱乐部、青年创新创业协会、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未来管理者协会等学生机构及社团，主要服务于学生会员，协同学校组织、管理科创类活动。学校内部主要组织种群形成一种共栖型关系，即一类种群受益于另一类种群，但不会给另一类种群造成损害的良性互动关系［31］。代表性例子有：学校学生创业俱乐部打造了“广州大学生零元中国行”“创业峰会”等品牌活动，曾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享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美誉度。该活动虽然由学生自主策划、组织和执行，但社会外界认为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创新创业相关工作领导机构潜移默化的、长期的支持，对创新创业相关工作领导机构给予积极、正面评价。可见，创新创业相关工作领导机构汲取了学生社团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获得了社会大众对自身工作的肯定，这种共栖过程中的汲取并不会对学生社团的发展造成损害。

第二，学校外部主要组织种群及其融合型关系。G 大学与政府、行业协会（联盟）、新型研发机构、商业化组织等开展深度合作，具有学、产、研、政、创等跨界属性。这些组织种群或多或少地都愿意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创新支撑，且都拥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创新人才培育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认同，是彼此得以相互融合的根本基础。一位受访的管理人员介绍道：“高校创新创业不是自娱自乐，而要和经济社会融通，那么我们和哪些机构合作，这取决于不同合作方是否有比较成熟的、一致的价值观念，是否专业，是否谋求通过合作汇集、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因此，学校外部主要组织种群的关系逻辑，是相关组织种群基于各自成熟度、专业度，直接或间接地达为精诚融合的合作意愿。

3.2.2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生态系统环境要素

组织生态学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体系还要关切组织所处环境，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物质、信息与能量交换过程进行科学治理。本研究认为，有两类生态系统环境要素应当引起治理重视。一是，技术环境要素。即组织运行所依托的技术性元素，主要涉及组织外部的资源禀赋，组织内部“资源投入—成果产出”技术系统。二是，制度环境要素。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基础、社会规范、市场变化等社会事实。理解治理对象且形成一般性经验认识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之一。以G 大学为例，两类生态系统环境要素通常具有特定的形成基础和策略：

技术环境要素方面，G 大学立足自身文化属性、创新精神和先进技术等基础，有机整合了专家要素、知识要素、校友要素、平台要素、资金要素、技术要素和文化要素进入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方面是高校长期以来的历史积淀。以学校平台要素为例，2009 年建成创新创业训练与孵化基地，2014 年机构设置调整为创新创业学院、创客空间，2015 年升级改造为众创空间，期间还陆续建设各类创业服务中心、院级孵化器等。另一方面是高校立足现有要素的再创造。比如G 大学向来重视校友资源、校园文化资源，形成常态化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挖掘符合“创新创业”主题的校友专业人才纳入到学校创新实践导师、创业导师的师资队伍；在创新创业文化建设上则积极融合学校理工科文化；等等。

制度环境要素方面，G 大学根据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规范，遵照学校创新人才培育指导方针，提出了学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育人旨归是提高学生家国情怀与务实作风、增强学生善用创新技能服务社会的素质和能力。具体做法和成效有：在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过程中孵化了一名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的《“一带一路”未来教室》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赛银奖，是学校首个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的民汉共创型项目，该项目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应该担当起‘一带一路’建设时代的责任，让世界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又如学校新近成立了一个实战式教育载体“创客工坊”，受访的管理者指出：“这是一个完全以产业需求、市场需求作为导向的实训、孵化体系，真正打造为‘一站式’的产品设计、产品试制平台，并欢迎全校所有具有创新创业想法的同学成为工坊会员”。

3.2.3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

G 大学存在着5 类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共同作用于相关治理实践。

第一，契约机制。契约机制是指各类行动主体以签署约束性协议进行协作治理。该机制的内在逻辑是：把各类行动主体的机会主义风险控制在条款范畴内，通过契约治理最大程度地控制各类行为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保障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成效。G 大学推行了两种契约治理形式：一是上下级契约。比如学校一度对新近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支持学生创新创业作出要求，有受访者指出：“最开始参与创新创业是由于合同里有规定，我会比较认真投入时间、精力去履约”；又如学校负责创新创业工作的上级权力机构与校内各二级学院管理者经常进行正式或非正式沟通，建立相互期待的心理契约，激发各二级学院管理者务实重于务虚，真正构建成体系的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可持续地为国家与社会培育创新型人才、尖端科技成果等。二是合作伙伴契约。G 大学与港澳高校签署了一系列创新创业领域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循序共建共治粤港、粤澳创新创业融合服务中心等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核机制。评价机制是指高校场域内上级权力机构对下属管理机构的评价，或是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行动主体的自我规范评价。这种治理机制的重要特征是压实主体责任。G 大学在推进创新创业工作时强调重心下移，采取了“锦标赛”制度，以量化积分、排名和年度考核评优等方式调动二级学院反思经验教训的积极性，实现问题存量动态清零，持续优化创新创业活动的经济价值和育人功能。比如各学院管理者在“赶比超”氛围之下，主动去发现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动员相关学科高层次人才参与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活动场地，或动员社会资源给予创新创业工作更多物质支持等解决策略，助力学生开展高质量创新创业实践，扩大学院创新创业工作的品牌影响力。除此之外，教学组织还具有天然的立德树人使命感，学校善于借助表彰大会、事迹报告等形式对成绩显赫的创新创业团队及其指导有方的教师进行表彰，通过这种仪式化进程在全校传播典型项目及其指导案例，激发更多教师、教务工作者通过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助推学生成长成才的自我要求。

第三，错位发展机制。错位发展机制是指系统各种内部组织通过某些方式占据独特生态位，或能实现创新资源的自我生产。这一治理机制的依据是优化组织间生态位重叠强度，确保各组织良序共栖。G 大学一方面是要求不同学院立足学科特色，采用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体验式教学等方法，让学生对创业思维与方法有更深刻、全面的认知。学校还优先支持把专业特色融入创新创业活动的院级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各二级学院培育具有专业性、创新性的高价值成果，从而降低同质性项目之间的资源竞争程度。譬如在学校引导下，工科类学院的创新创业成果更多具有以数据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基因；经管类学院的创新创业成果则能从商业环境的深刻重构与变化，提出商业模式的改善或创新方案。另一方面，G 大学动员各类组织自主拓展、引入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必要时通过校院两级跨层级协作的方式，拓展与外部组织等在创新创业活动上的合作空间。以衍生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青创中心等与学校生物医药学院举办合作洽谈会为例，学校科技与人文研究院、港澳台事务办等领导出席该会议，提高与来访团交流合作的权威性和效率性，在各方高度重视下，形成对接创新资源、交流创新经验、合作孵化创业项目等意向。

第四，利益关联机制。利益关联机制是指校内、校外组织依托资源互置、战略赋能和利益拓展等思路进行关系治理。其一，资源互置能提高组织间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利用。例如G 大学与香港岭南大学联合通过“创新创业线上工坊”“寒暑假创新创业实训营”等共享联合课程，一位正承建省级创业课程建设项目的教师评价道：“跨境合作创新创业合作，对学校来说是能借助岭大的国际合作资源和国际师资，而岭大可以借助学校深厚的产业优势、平台优势，为该校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落地大湾区提供支撑”。其二，战略赋能是推进战略合作伙伴结构升级，发挥协同效应、价值共创的一种战略谋划。G大学主要和科研院所、投资机构、中介机构、企业等外部组织合作，随着外部制度规范性的提升,如金融信贷体制、交易政策等不断健全，学校升级与外部组织的战略合作，构建“研究院投资公司+学院+创业团队”“技术转让中心+公司+学生团队”等多向赋能的战略合作模式，满足各方服务产业升级、增加经济效益和培育优秀人才等的利益追求与行动逻辑。其三，利益拓展是指两个以上的组织个体寻找到第三场域的共同利益交汇点。具体而言，企业与学校推进创新创业合作，双方除了达成获取经济利益、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源等实质性合作成果，往往还产生难以直接定义与衡量的情感建设、社会声誉等其他利益点。一位主管创新创业工作的受访者强调：“企业、学校通过教育活动冠名、合作基地挂牌、设置校企专项奖学金等各类形式，可以优化企业和学校双方的社会声誉，进而间接地扩大在教育领域、商业领域的影响力，最终提高组织效益长期经营好情感关系，追求的是长期绩效回报”。同理，学生机构与社团、教学组织等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部分学生骨干树立为朋辈榜样，教师骨干树立为名师典范，均是绩效回报以外的利益拓展。

第五，情感传递机制。情感传递机制是指有关治理行动是沿着满足行动者高层次情感需要而展开，利用了行为主体普遍存在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美好生活和履行义务等社会情感。比如在G 大学案例中，部分高层次人才构成的教学组织因感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对某些特定项目结果导向的期待而形成一定压力，不过，受访的一线教师同时也普遍反映，以兴趣、自我价值实现为导向的师生教学互动、项目共创，让他们依旧在参与高校创新创业上保持动力。而且此类情感传递机制在学生组织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学校学生创业俱乐部建立有“历代同堂”微信群，至今仍活跃着毕业近20 年的老会员。参与指导该社团第六届创业峰会的一位教师说道：“今年（创业）峰会的重要合作组织是快消品行业一家知名企业，也是13 届‘创俱人’所引荐的，完全是出于对俱乐部拥有深厚感情，希望这个自己待过的组织能把品牌活动传承得更好。对于活动的成功举办，她感到既激动又自豪”。由此可见，学生机构及社团可以在各组织较为依赖学校资源的生态中，通过情感传递机制动员会员，迂回获取创新资源，提升学生机构与社团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4 研究结论与治理启示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与商业生态系统、创业生态系统等有质的区别，亟需采取较为严谨的方法对其治理体系进行专门探讨。本研究在质性访谈基础上，以组织生态视角对G 大学进行案例分析发现，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高校管理者是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主体，通过响应制度环境、统筹育人合力，落实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的治理要求。二是生态系统组织层次、生态系统环境要素是治理体系的关键部分，这些治理对象具有各自内在逻辑。三是治理主体根据治理对象与治理背景的情况，可制定契约机制、考核机制、错位发展机制、利益关联机制、情感传递机制等适切的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避免或消解了系统内隐不确定性、组织结构区隔和创新资源生态位竞争等治理困境。由此，可以提炼出一个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体系

总之，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有效性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G大学围绕组织治理构建起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体系，其可资借鉴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

第一，重视治理体系主导主体的领导功能。许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失灵，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主体权威的缺位。我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创新创业的发展和治理具有“自上而下”推动的特点［32］，而高校管理者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拥护者，适合为具体治理行动提供坚实的领导保障。首先，高校管理者应从顶层设计上优化治理制度，移除治理障碍，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其次，高校管理者应推动治理机制创新，推广以利益关系、情感认同等为基础的一系列治理手段，普及平台共享共建、人才共育共用等治理思路，倡导过程控制、合资研发、成果定向应用等治理策略。

第二，满足相关行动者的社会情感需要。高校应当在下述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厚植创新创业文化，及时总结优秀的创新创业案例，在高校自拥的宣传渠道（如学校网站、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和国家级、省市级媒体渠道加以宣传，更好地吸纳校友、政府等主体予以关注，并善于以这种文化宣传的柔性感召力量来治理多边关系；二是，强化创新创业氛围，可考虑通过举办全校性的重大表彰大会、事迹报告会等仪式，令师生、职工等增进创新创业工作认同感，提高协作参与创新创业工作的自觉性，而且激活相关行动主体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可能还有利于矫正创新创业教育重短期经济成效的风向，促使行动主体拥护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更长远、根本的创新人才培育目标，达成长期、稳健的创造性合作。

第三，汲取学校或学科特色发展的智慧。每所高校都具有自身发展定位和校园治理经验。首先，建议高校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治理过程中，要避免过度追逐社会情势，反致创新人才培育目标悬而未决，而应以高校定位和学科优势为突破口，并与国家根本战略、区域发展特色等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特色理念。其次，建议高校要注重形成自身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创造经济效益、创造社会效益的特色和优势，才能与外部主要组织种群形成更加明确的利益连接点，推进更务实的协同治理合作。

第四，强调各类组织创新资源的生产。创新资源配置始终是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难点，高校必须拓宽信息沟通渠道，构建良好信任关系，畅通“产学研创”各环节，把各类组织间的资源生产与流动过程视为利益攸关、互为依赖的共同体进行治理。一方面，高校可以完善不同组织协同育人成果的评价和认定方案，倡导跨院系、跨界别、跨学科、跨课堂、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特色做法，破解因院系界别、“小利益集团”边界等而产生的资源互动困难。另外一方面，高校可以构建“创新创业学院统筹+二级学院推进”的创新创业工作责任制度，校级组织机构负责集中合力构筑高层次师资力量、共享共建实践平台、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中心、创业项目孵化与展示平台等，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精细化、规范化。二级学院、学生机构及社团等则需要勤于做好校友服务、管理创新等，开拓获取创新资源的渠道。